末代皇帝,难免多疑,他怕臣子们不够忠心,他怕将领们变节,他更怕自己养虎为患,怕皇权从自己的手中溜走。
元顺帝这位仁兄,就是这么一位皇帝。
(资料图片)
他对脱脱的感情,是复杂的。
首先来讲,元末那个糟糕的政治环境中,几乎已经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名臣来用了,明末的崇祯皇帝剿匪的时候还能换总督如过山车,但现在元顺帝能指望的,只有一个脱脱。
所以,由不得元顺帝优柔寡断,猜忌臣下,因为脱脱已经成了他唯一的指望。
您还别说,脱脱老兄还真是不负所望,特别能干。
他赶走叔父之后掌握大权,立刻就开始改革。
首先,脱脱恢复了科举制度,为元王朝的人才输送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。
人才是很重要的,这么大个朝廷,大小衙门一大堆,国家事务天天有,你总不能指望元顺帝一个人干,他就是有心干,他也干不过来。
朝廷没人,那朝廷遇到什么状况也是有心无力,也只能干瞪眼。
现在重开科举制度,人才大量涌入,朝廷用人这块的问题,那就直接给解决了。
王朝的第一核心不会是权,而只会是人,而只要有人,那就还有希望。
其次,脱脱平反冤假错案,积极恢复因为战乱和政治黑暗而遭到破坏的法度。
我们要知道,元朝这不到百年的时间里,它一直不是很稳定,虽然说开国皇帝世祖忽必烈教化万民,很有德政,但他的子孙们的表现实在是有点一般。
元朝的皇位几易,内斗频繁,大元贵族们相互争斗,战乱一直不断,一打仗,尤其是打那种抢皇位的仗,社会的稳定性就会遭到破坏,朝廷对社会的统治力也会衰弱。
中央政权屡屡颠覆,那么这个国家的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谈。
国无法不立,没有法律的国家,那不叫国家。
而脱脱平反冤假错案的行为,其实本质上就是恢复民众对国家法律的信任度。
最后,脱脱减少徭役,降低刑罚,免除各种对百姓的杂税,这也是对朝廷和百姓关系修复的一部分。
这哥们忙的热火朝天的同时,甚至还组织人编修了《辽史》《宋史》和《金史》。
是的,在修补社会环境的同时,脱脱也没有忘记人文上的关怀和文化建设。
可以说,脱脱这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,为元王朝带来了正面积极的作用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元朝的灭亡。
在当时的那个情况来看的话,脱脱的办法并不算聪明和高超,但却可以说是最优解。
但问题是,这么二十四小时加足马力的肝工作,那脱脱也不是钢铁侠,他也是肉体凡胎,所以很快就病倒了。
人一生病,就容易唏嘘人生,更容易伤春悲秋,脱脱一看自己这也努力的差不多了,也给重感冒的大元朝廷输上液了,他可就有点想要退隐江湖了。
当然,不仅仅是因为生病,也因为点别的东西。
叔父伯颜虽然是自己扳倒的,但如果没有元顺帝的鼎力支持,自己恐怕也拿不下。
君王和臣子的关系就是这么微妙,今天你元顺帝倚仗我,明天搞不好那就要对付我,政治环境瞬息万变,脱脱猜不透皇帝的心思,他也没有那个精力去猜。
于是,脱脱辞官归乡,把权力悉数交还给了皇帝本人,而自己则是一待就是五年时间。
元顺帝妥懽帖睦尔虽然是元朝的末代君王,但这哥们其实并不算特别昏庸,也不残暴,反而相对来说还比较励精图治,想要有一番事业。
他真正的问题是,不能单干,或者说,他是一个十分孤独且缺乏信念感的皇帝。
脱脱在朝廷的时候,他就特别能干,励精图治,俨然一副明君的样子,脱脱一下岗,顺帝是饭也吃不下了,觉也睡不香了,整天魂不守舍,工作也跟着懈怠了。
所以,从脱脱辞职之后的五年时间里,大元王朝的发展情况,那并不是很好。
皇帝一看,这光吃脱脱的老本,这不行啊,这场面咱们一般人他也镇不住,必须得把脱脱给弄回来。
于是,元顺帝就算是对脱脱心有猜忌,怕他变成伯颜那样的权臣,但迫于形势,还是得把他给请回来。
结结实实休了五年假的脱脱回来之后以为此时的大元早就社会清明,政通人和,谁成想受顺帝之邀二次掌权之后要治理的大元,那可以说是濒临灭亡的边缘。
脱脱实在是有点好奇,自己走的时候还特喵的好好,现在怎么这样了呢?
来不及做好奇宝宝,脱脱只能硬着头皮来接班。
问题,还是老三样。
经济上的崩溃,黄河水患频繁,以及各地的农民起义。
经济问题说白了,就是国家没钱,国家没钱,脱脱也没有办法,他只能去印钱,也就是发行新钞票。
结果新钞票问世之后价值大贬,没人认可不说,还引发了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。
黄河水患,那也很好解决,脱脱大手一挥,把修黄河的工作交给了治河名臣贾鲁。
这个贾鲁,治河是一把好手,把黄河水害真就治理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。
然而就算是黄河改道,水灾减弱,黄河两岸的农民们却再也受不了大元朝廷以往种种的恶政,纷纷开始揭竿起义。
在大元,所有有关这个帝国的问题,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变成政治问题。
只要一个问题成了政治问题,那么脱脱就总是会有解决它的办法。
唯一不能变成政治问题的,就是这个起义。
从水灾爆发以来,农民起义就没停过。
解决农民起义,成了脱脱面临的首要问题,也是唯一的问题。
至正四年,山东地区的私盐贩子郭火你赤起义,在山东山西河南一带很有影响力。
至正六年,福建地区的罗天麟,陈积万起义。
同年,湖南的吴天保起义。
至正七年更是一个起义年,一年到头,全国各地的起义加起来竟然有两百多起。
当然,史书没有把每一个组织或者参与起义的人的名字都记下来,因为即便当时的史官想要记录,他也没有那个能力。
芸芸众生,不是几张纸就能负担的起的。
不过至正八年的一场起义,史书记载的倒是很明白。
这场起义的领导人,叫做方国珍。
这个方国珍同志呢,是台州黄岩人,也就是今天的浙江路桥。
这哥们的长相很有意思,史书说他身材高大,个头至少得有一米八,面色黝黑,体白如瓠,意思是说这哥们浑身上下哪儿都是白的,白就像上帝的私生子,但唯独脸黑的像个非酋。
并且,方国珍力赛奔马,力气很大,跑起来更快,所以他们老方家仗着这样的体格子,一直靠在海上行船贩盐为生。
当时的社会环境恶劣,朝廷的苛政影响到了人民群众的方方面面,方国珍在社会上行走,那当然也难免受到朝廷的欺压,但为了生计,方国珍基本上能忍就忍了。
茫茫的海浪,无尽的海平线,方国珍时常感到迷茫和困惑,这是每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都会拥有的一种感受。
但无论内心世界多么心潮澎湃,他总要面对现实,那就是他方国珍要吃饭喝水睡觉,他要活下去。
所以,面对世道的不公,面对官府的欺压,方国珍一直不曾反抗。
他不是那种天生好勇斗狠的人,哪怕生活苦一点,工作累一点,世道坏一点,他也都可以承担。
当时的浙东地区,一直传唱着这样一首民谣:
天高皇帝远,民少相公多,一日三遍打,不反待如何?
皇帝老儿远在天边享福,反而把自己的子民扔在这里不闻不问。
朝廷苛政,当官的一大把,变着法的欺辱百姓,一天打你三遍没商量。
这世道已经成了这样,不起义造反,还有别的活路么?
这样的民谣,方国珍听了很多遍,它们就如砂砾一样,在方国珍的心上,磨出了很多的老茧。
时间来到大元至正八年,台州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叫做蔡乱头的海盗,十分强势,他纠结海上势力,打劫过往商船,和官府也不对付。
本地朝廷相当着急上火,因为海路商业一直是朝廷的重要财政来源,蔡乱头这么一搞,财政收入锐减,朝廷挺不住,立刻派兵去镇压起了蔡乱头。
方国珍同志是老老实实,本本分分的生意人,他和这个蔡乱头,那当然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。
但问题是,方国珍偏偏有几个小人做派的仇家,趁着官府镇压搜捕蔡乱头,竟然跑到官府去告了方国珍的黑状,说方国珍在海上贩盐是假,和蔡乱头勾结,为他通风报信是真。
官府接了举报,也不调查真伪,而是立刻就派人捉拿方国珍,反正如果把你冤枉了算你倒霉,如果没冤枉你,那把你抓了还能砍头换赏钱,何乐而不为?
于是,就如四年后那个在皇觉寺里被同门师兄举报到官府里的朱重八一样,方国珍也来到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。
这一刻,怎样选择,比怎样活着,更加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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